总有一些新闻会让人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：从头看到尾，你会觉得它们其实是旧闻，只不过事件发生地由北京变成了南京，或是主角由张大妈换成了王大婶。江西宜黄钉子户因拆迁而爬上屋顶自焚，很容易让人想起去年那个死去的成都女人唐福珍；江苏新沂一辆宝马车将男童撞倒后碾压致死，不过是再次提醒人们“豪车出没请注意”；而那些颜色鲜亮却让人不寒而栗的小龙虾，也只不过又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化课，课程内容是“横纹肌”和“哈夫病”。
新闻媒体似乎天然地更偏爱“坏消息”，甚至以“坏消息就是好消息”为职业信条。现代新闻业面临的一个现实困境是，很多曾经可以拿来做头条的“坏消息”，在今天却很难再引起读者关注。我们似乎从来都不缺这样的新闻，但“坏消息”层出不穷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，就让公众产生了钝感。
何以至此？阈值使然。这跟水的沸点类似，更高的压强推高了水的沸点，100℃已经不能让水沸腾起来；同样，如果今天打开报纸看到在幼儿园疯狂砍人的郑民生，明天打开电视看到正在插播最新的矿难消息，后天上网发现铺天盖地的关于毒奶粉的讨论，我们体认和感知“坏消息”的触发点就在无形中被慢慢推高。
阈值上升，我们的同情心就会变得稀薄，这是最直接的反应。以拆迁为例，在几年前，当“强制拆迁”刚刚闯入我们的视野时，任何一条与之相关的新闻都让人痛心疾首，恨不得将拆迁队的祖先都挨个骂一遍；到后来，强拆似乎成了一件稀松平常的事，甚至连地方都市报都少了它们的位置，直到唐福珍“拆迁自焚”，才让人有了几分痛感。只不过，当越来越多的拆迁户开始将自焚当做最后武器时，“拆迁自焚”终于成了一个很俗的词语。尽管这些拆迁户的命运没有因为媒体报道的日常化而有所改善，但我们对他们的悲悯之心却明显不如从前。
前两天，报道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事件的记者在微博中感慨：“每一次极端事件被报道后，都抬高了同类事件报道的门槛。”实际上，不仅极端事件如此，几乎所有事关“坏消息”的报道概莫能外。当看守所的“非正常死亡”变得跟交通事故一样平常，当拆迁自焚变得和矿难一样频繁，当突发事件的死难者抽象为冷冰冰的数字，当公众摸清了这些“坏新闻”的要素和套路，它们作为新闻的传播性和可读性早已严重缩水，也更难触发公共痛感。
阈值上升，还会让我们更加谙熟社会运行的“潜规则”，变得更为世故。南京“彭宇案”之后，又陆续发生了几起助人为乐反被诬陷的纠纷，这让很多人开始意识到，如果有人跌倒千万不能去搀扶，否则易被讹诈医药费；“彭水诗案”、“灵宝帖案”、“稷山文案”、“高唐网案”之后，很多人知道“因言获罪”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，眼见不平之事最好假装看不见。就这样，我们以世故规避助人为乐的风险，又以沉默纵容坏人作恶，成为这个社会溃败过程中的帮凶。
曾几何时，一群“不明真相”的群众的确以为“围观可以改变中国”。到后来，他们发现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并没有因为你的“围观”而改善，一觉醒来，不公平和非正义从未离开，凄惶的现实终于让我们意识到，“围观”也许并不是炸开鸿蒙世界的手榴弹，很多时候只是毫无威慑力的“酱油瓶”。
阈值上升，公众对“坏消息”的免疫力越强，整个社会累积的崩溃风险也就越大。好的道德让有道德的人成为好人，好的制度却能让所有的人成为好人。因此，要想让公众对世道不再麻木如斯，最为紧要的应该是从制度层面进行道德重建和信仰重建，进行新的社会启蒙。(易艳刚）
全球公众传媒摘编：GAN JADE |
